王阳明心学的多重向度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7)02－0002－02
王阳明的心学现在似乎逐渐成为显学。这种现象有其积极的方面，它表明作为传统思想重形态的心学正在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后者既彰显了王阳明心学本身的价值，也意味着它对社会可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关于王阳明的心学，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从学理的层面对王阳明思想加以探讨，另一是注重王阳明心学的社会传播。研究体现了学术的进路，传播则更多地关乎王阳明心学对社会的影响，这两者在关注方式上具有不同侧重。
从理论研究这一方面看，首先需要对阳明学本身的深层意义作进一步的考察。阳明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命题一般都耳熟能详，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概念、命题之后所隐藏深层理论意义也已完全被把握。历史上一些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像王阳明这样具有创造性特点的思想家的思想，往往隐含着比较深厚、有待进一步阐释的内涵，与之相联系，今天对阳明思想在学理层面的研究，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推进。
具体而言，王阳明心学的研究趋向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角度考察王阳明的思想，对其文献的形成、流传以及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作历史性梳理和考查。二是从理论层面对其思想进行新的解读，并进一步揭示王阳明哲学思想在解决当代思想和社会问题方面可能提供怎样的启示。时下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使用分析哲学、现象学等研究方法对王阳明哲学加以论析，但理解王阳明哲学思想的重要之点似乎并不在于刻意地运用某种所谓新方法，而在于考察其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思想意蕴以及可能提供的理论资源。
事实上，王阳明所提出的那些核心概念，如良知、致良知、本体、工夫、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等，都包含深层的思想意涵，这些意涵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以“本体”这一概念而言，其最一般的含义包括两方面:其一为“性相近，习相远”意义上的“性”，即人之后天发展的最原初的可能性;其二为人的内在精神结构或意识结构，这种意识结构本身又为工夫的展开提供了出发点。作夫的根据和出发点，后一意义上的本体既从“如何”的层面为工夫提供了引导，又“应当”的层面为工夫提供了动力;前者表现为本体中的规范意识，后者则展现为本体中的责任意识。本体中的规范意识关乎工夫“如何”展开，即“如何做”;本体中的责任意识则涉及应当选择“何种”工夫，即“应当做什么”，后一关切往往又进一步转化为行为动机，推动行为的发生。与责任意识相涉的动机、理由，既关乎外在理由(普遍原则)，也关乎内在理由(普遍原则的内化)。现代西方哲学在行动理由方面区分所谓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在“本体”的层面上，行动的内之维和外在之维则呈现相互融合的形态，它表明，心学的“本体”概念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从更宽泛的视域看，王阳明思想的特点展开于不同方面。在形上之维，心学的特点不在于提供一种思辨的宇宙论系统，而是侧重于意义世界的建构，亦即以意义世界及其形成过程为指向。这意味着对世界理解的注重之点，开始由“外部世界存在与否”转向“这一世界对人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对人来说，被人所理解的世界才是对人有意义的世界，在人的“知”和“行”领域以外的世界往往表现为本然之物或辨的对象。从心物关系看，王阳明关注的是进入人的意识领域这一广义上的意义世界。这种意义世界不同于形而上的超验世界: 它不是超然于人的存在，而是首先形成并展开于主体的识活动之中，并与人自身的存在息息相关。王阳明将存在的考察限定于意义世界，与程朱从宇宙论的角度及理气的逻辑关系上对存在作思辨的构造，确乎表现了不同的思路。
作为一个过程，意义世界的形成并不是一种凭空的构造。在程朱理学中，宇宙的生成会演化往往表现为理的逻辑在先或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之类的单向决定。相对于此，意义世界的建构则展示了不同的特点。王阳明在谈到山中之花时，曾认为: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里的“同归于寂”很值得注意。就意义世界的建构而言，心固然为作用的主体而意义世界则是其作用的结果，但心体本身的意向活动亦离不开对象; 无心体对象诚然无从进入意义世界，但无对象，心体的作用也无从展开: 当二者未相遇时，便只能同归于寂。事实上，化本然的存在为意义世界中的存在，改变的主要是对象的存在方式，而这种改变，本身亦要以对象某种意义上的“自在”为前提。从这一角度看，心体的作用对外部世界也具体某种存性。
如何在日常行为中为善去恶，这是王阳明心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王阳明那里，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便引向了格外在之物与诚自我之意的关系。程朱以穷理 (把握天下之理) 为入手处，其中多少蕴含着知识优先的思路。相形之下，王阳明关注的首先是如何诚自我之意。在解释格物致知时，王阳明便对程朱提出了批评。格物致知本来是早期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的，宋明时期，哲学家们对此作了种种的解释和发挥。朱熹往往把格物解为格外在之物，在王阳明看来，天下之物无穷无尽，如何去格? 即使格了天下之物，又怎样反过来“诚得自家意”? 所谓诚自家意，也就是成就德性，与之相对的格天下之物，则更多地表现为成就知识; 成就德性旨在履行当然之则，成就知识则以把握事实为目标。按王阳明的理解，成就知识与成就德性是两个不同的序列，知识的积累并不能担保德性的完成，所谓“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便以反问的形式突出了二者的逻辑距离。在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穷尽天下之理，而是如何由成就知识到成就德性 (诚自己之意)。
对王阳明而言，从知善到行善的前提是化知识为德性，而这一过程同时意味着通过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使良知由知识层面的理性成为自我的真实存在。作为实有诸己的德性，良知构成了主体真正的自我，这种表现为本真之我的良知已超越了知善知恶的理性分辨，而与人的存在融为一体。它不仅包含对当然的明觉，而且具有行当然的意向; 知善，则同时好之如好好色，知恶，则恶之如恶恶臭，行善止恶皆自不容已。所以如此，是因为知恶与好恶“皆是发于真心”。在真实的德性中，知善与行善已成为同一个我的相关方面。
今天，在道德行为的理解上，同样不能仅注重外在的道德规范，也不能仅强调对道德行为的理性认知，而是需要同时关注人的内在德性。德性除了包含理性认识，如对规范的理解、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对善的理解，等等，还包含兼涉人的意愿，即人如何选择实施某种道德行为或接受某种道德理想，同时，也关乎人在情感上对道德行为的自然接受。在这方面，王阳明的心学显然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思路。
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的心学注重知行合一。这一视域中知与行的合一并不表现为静态的同一，而是展开为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它以先天良知的预设为出发点，通过后天的实际践履 ( 行)，最后指向明觉形态的良知。作为出发点的良知虽然具有先天的普遍必然性，但却尚未取得现实的理性意识的形式，作为终点的明觉之知固然仍以良知为内容，但这种良知已扬弃了自在性而获得了自觉的品格。知行合一的如上过程可以简要地概括为: 知 ( 本然形态的良知) —行 (实际践履) —知 (明觉形态的良知)。
王阳明常以主意与工夫来概括知与行的关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要以知来范导 (行以知为主意)，知则需通过行而获得自我实现 (知以行为工夫)，二者相互依存，无法分离: 行在其展开中已包含了知的规范，知的存在则已蕴含了走向行的要求，知与行在此表现为一种逻辑上的统一。
王阳明所论的知行合一，同时涉及知的推行问题。在践行过程中体认良知，是领悟于内; 在践行中推行良知，则是作用于外，后者蕴含着实现社会人伦理性化的要求。用王阳明的话来说，也就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此所谓事事物物，主要指人伦秩序，在事亲从兄等道德实践中，一方面，主体对良知越来越获得一种亲切感与认同感，良知亦相应地不断由本然之知化为主体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良知通过践行而逐渐外化(对象化) 于人伦关系，道德秩序由此而趋于理性化并变得合乎道德理想(事事物物皆得其理)。道德理性的自觉与道德理想的实现统一于致知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展开为知与行的互动。
从人的存在看，王阳明的心学表现为对个体意识、个体自主性和个体独立性等等的关注，心学之基于心体，也与之相关。但同时，不能忽视心学的另一重要特点，即言心而又及理:它注重心，但并没有忽视理，所谓心即理，便体现了心与理的以上统一，作为心学核心概念的良知，本身亦表现为心与理的融合。这一思维趋向与程朱有所不同:程朱注重理，但常常遗忘心，注重理而遗忘心的逻辑结果之一，便是强调普遍规范的外在强制，而个体的意愿及个体的自主性，则不免被忽视。以此为背景，可以进一步理解王阳明心学的重要意义。
由于解读者的视角和兴趣不同，心学的研究常常指向不同领域。当然，理解王阳明的哲学思想需要一种开放的视野。这种开放的视野不仅体现于史思结合”，即在历史背景和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考，实现历史与理论的统一，而且落实于“学无中西”，即摒弃中西哲学截然分界的立场，以更开阔的视野将西方哲学相关领域的哲学思考纳入考察的背景。
在学术研究方面，当阳明学逐渐成为显学之时，需要更为关注对阳明心学的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在某种学术成为显学之后，对其内容往往容易流于普遍的赞扬或抽象的肯定，甚至会引向某种意义上的理论“翻案”。以往一段时间中，王阳明心学曾受到种种批判，现在重新肯定王阳明的思想则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说好则一切皆好。从思想史的研究来看，“翻案”往往具有表层、肤浅的性质，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在于分析思想史中的相关概念、命题在哲学史以及世界哲学视域中的独特意蕴。
前面提及，心学在今天涉及两个方面，即理论研究与社会传播。前面所谈较多地与理论研究相关，从传播这个层面说，通俗化可能是一个必要的途径。但在通俗化的同时，需要避免庸俗化，避免类似戏说这一类的进路，因为这样无助于大众对王阳明心学的真切了解。简要而言，庸俗化的实质在于迎合世俗趋向，通俗化则旨在推进时代精神的提升。如何找到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让阳明思想的内在精神和现代社会的历史需要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既在一般层面能够加以理解，又具有正面引导意义的思想资源，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我们除了要深刻反思阳明被污名化和丑化的历史，还得认真汲取其被神格化的教训，唯如此，才能避免阳明学被去思想化或宗教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