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庐陵县在江西臭名昭著，初次出任地方官的王阳明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王阳明的前任县令许聪在庐陵治理了3年后，在给内阁的公文中这样说：庐陵这个鬼地方的老百姓除了种地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打官司。我每天从早到晚要接到近一千起诉状。我逮捕了很多生事者，可是监狱太小，容纳不下。还有一些刁民，竟然故意生事闹事，目的就是想进监狱，因为监狱里有吃有喝的。许聪说他在庐陵简直生不如死，如果让他在地狱和庐陵之间作选择，他宁可去地狱，也不愿意在庐陵呆着。可见庐陵的社会状况糟糕到了什么程度，连地方最高长官都快被逼疯了。所幸，初出茅庐的王阳明来接了他的班。

情况也确如许聪描绘的那样。王阳明上任的第一天，县衙就被上千百姓乌央乌央地围困住了，收到诉状数千份。王阳明经批阅后发现，收到的诉状，大多是虚妄之词，凭空捏造，查无实事，且基本上是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诉状大多都由专业讼棍起草，又臭又长。于是，王阳明特颁布《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劝告乡民勿轻易兴讼，并对起诉的条件和诉状的格式作了如下限制：

1，不是有关身家性命的紧迫之事，不得起诉；

2，每诉一事，不得牵连其他人和事，讼词不得超过两行六十个字，否则一律不予受理，并对违反者进行惩罚；

3，告劝乡中懂礼法的长者，多训诫子弟，息争谦让，切勿作凶顽之徒，因为一时之愤怒而“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

王阳明解释他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有三：

一是诉状所述之事多是虚妄无实，凭空捏造；

二是乡民之间宜讲信修睦，礼让谦和，彼此容忍，不应因微末之事而兴词讼；

三是现在正值农时，乡民应当躬耕于农事，不要因为兴讼以致“荒尔田亩，弃尔室家，老幼失养，贫病莫全，称贷营求，奔驰供送，愈长刁风，为害滋甚”。

在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中，认为乡民之间的纷争，应当尽可能地通过乡里的长老贤达以教化规劝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教化劝诫的方式，可以缓和邻里之间的矛盾，促进邻里之间的彼此谦让、容忍，实现乡里之间长久的安定和睦，从而在根本上息讼罢争。

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承续的是孔子无讼的思想，认为轻易诉讼的行为是可耻的。王阳明故把他的工作重心从断案转向完善乡村自治，慎重选聘里正三老（相当于现在村支书、村长），由他们负责对当地有纷争的居民进行劝导，从基层开始移风易俗，纯化民风。通过三老们的劝导，原本堆积如山的案卷逐渐减少，半年之内庐陵乖戾的民风为之一变。王阳明的“亲民”、“知行合一”、“教化为本”的心学思想在庐陵县结出了硕果，任庐陵县令仅半年，一个好官的形象就永久地镌刻在了庐陵大地上。

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就是这么记载这半年庐陵县令的政绩的：先生三月至庐陵，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而低昂之。狱碟盈庭，不即断射。稽國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劝谕。民胥悔胜气兴讼，至有涕泣而归者。由是囹圄日清。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记载：庚午，陞庐陵知县。比至，稽国初旧制，慎选里正三老，委以词讼，公坐视其成，囹圄清虚。

二 · 破“心中贼”

正德十有一年（1516年）九月，45岁的王阳明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次年正月十六日到任开府，迅速荡平了当地匪患，并奏请朝廷设立了福建平和县及江西崇义县。为了实现长治久安，王阳明推行“十家牌法”，由乡民彼此约束，十家连坐，同时在《十家牌法告谕父老子弟》中说：“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廉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易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十家牌法”实际上是以儒家礼（制度）治为核心，辅之以刑罚的惩处措施，其目的在于“剪除盗贼，安养小民”和“防奸革弊，保安良善”以“兴礼让之风”、“成敦厚之俗”。“礼”是古代社会维持社会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际关系的准则。“礼”涵盖道德、风俗、辩讼、人伦、事师、治军、为官、祭祀诸方面，具有调节、判断、引导等功能。儒家视“礼”为治国安民的主要手段，主张“为国以礼”、“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儒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要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个人安身立命层面主张“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故王阳明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始终采取“先理后兵”、先教化后惩戒的方式。最为经典的是，王阳明仅凭一封充满情感的《告谕浰頭头巢賊》书信，就平定三省交界为害多年的黄金巢、盧珂等部匪患。

王阳明在的信开头先是宣示了一下朝廷的军威和战绩，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说理：

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

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mǐn。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尔等当初去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拚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

理说完之后，又站在父母官的角度进行譬喻说情：

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收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

接着，又为他们算了一笔为盗得不偿失的账：

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

算完账，王阳明再给他们指明了一条出路：

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辈，吾今只与良民一概看待，尔等岂不闻知？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呜呼！吾岂好杀尔等哉？尔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吾欲使吾民避尔，则田业被尔等所侵夺，已无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贿尔，则家资为尔等所掳掠，已无可贿之财；就使尔等今为我谋，亦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

最后，王阳明还随信送去了许多礼品，并表达了如果不降将杀无赦的无奈：

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两、布匹，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通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

《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收到此信后，贼巢震动，贼首黄金巢、卢珂等即率众来投，愿效死以报。

正德十有三年（1518年）初，虽然剿匪行动收获巨大，但王阳明还是感慨“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难”。于是，他在剿匪的同时，开始了治理人心、破心中贼的不世伟业。《阳明先生年谱》是这么记载的：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矣。向在横水，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王阳明全集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

于是，王阳明在南、赣地区开始兴立社学，而且成绩斐然。《阳明先生年谱》记载：

先生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出入街衢，官长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赞赏训诱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

王阳明在其《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说：

今教童子者，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培植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若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求其为善也得乎？

这是王阳明自《教条示龙场诸生》后较为系统完整的论述儿童教育的一篇文章，体现了王阳明要改变社会风气，必须从儿童抓起的思想。而对于成年人的教化思想，则主要体现在《南赣乡约》中。

三 · 《南赣乡约》

正德十四年（1518年）二月，王阳明认为“民虽格面，未知格心”，于是推行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这集中体现了王阳明对“礼”的治政与治世功能的重视，体现了他主张的“礼主刑辅”的思想，即维护社会秩序应以“礼”的教化功能为主，辅之以“刑”的惩治功能。

乡约并非是王阳明的首创。《南赣乡约》是王阳明受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启发，根据明代南赣地区的乡村特点修改而成的。在乡约中，他制定了推举约长、选贤任能，教化为主、刑法为辅，整顿民风、礼仪教化等治理条例，起到了维护稳定、防微杜渐、体恤民众、遏制恶行等作用。

《南赣乡约》正式颁布时间是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内容为全乡人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公约，共十六个条目，主要涉及两大部分七个方面：一部分是乡村行政机构的职能范围，包括约长的推举任选、彰善与纠错、疑难杂事的处理、乡约会规、纳粮当差、债务处理以及治安管理等；另一部分是社会风气与道德规范，包括婚嫁、丧葬、集会礼仪等。七个方面为：基层组织的设置、组织内部的协调与管理、彰善纠过的措施、违反乡约的惩处办法、改过自新的策略、婚丧从简、礼仪制度等。这七个方面是王阳明以礼教化人心、以知行合一、致良知及亲民的心学思想唤醒人们的良知以破“心中贼”的具体路径。王阳明的“亲民”、“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了这部《乡约》的制定。王阳明希望通过可操作的具体条款，实现其序言中提出的“共成仁厚之俗”的目的

现在，我们对《南赣乡约》全文具体解读一下：

咨尔民，昔人有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

呜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南赣乡约》的序言部分，相当于谕民文告，开宗明义地表达了王阳明“亲民”以“安百姓”的思想。王阳明写道：“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风好坏都是由于长期的积习使然。社会秩序混乱，即“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的原因，是因为“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王阳明首先检讨了政府的失职，没有履行好“安百姓”的职责，特别是教化的无能，致使“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制定乡约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协和尔民”，故必须通过教化使民风淳厚，从修身齐家做起，修己修德，纯化家庭伦理，再拓展至乡里，使“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共成仁厚之俗。”

呜呼！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责己则昏。尔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旧恶而不与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尔等慎思吾言，毋忽！

王阳明说再笨的人，对别人的缺点却是一目了然的；再聪明的人，对自己的缺点都是熟视无睹的，人的善恶就在那一念之间。

一、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日逐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二扇一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

《乡约》的第一款就是选贤任能，推举约长，对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及人数作了具体规定。作为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主要管理者的“约长”，须是“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儒家德治思想一贯认为，贤君圣主的外王事功都需要以内圣德性为前提，哪怕是地方治理，管理者也必须是能够以德服人的贤者。作为具体为民办事的执事，则需各有其贤能，如公直果断者、通达明察者、精健干练者、习熟礼仪者等等。选贤任能，这是管理好乡村、“安百姓”的重中之重，故列为乡约的第一款，其中特别将“彰善”与“纠过”作为约长的要务，即是对乡民教化的重视。

二、同约之人每一会，人出银三分，送知约，具饮食，毋大奢，取免饥渴而已。

三、会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许先期遣人告知约。无故不赴者，以过恶书，仍罚银一两公用。

四、立约所于道里均平之处，择寺观宽大者为之。

《南赣乡约》并非一纸空文。为使乡约能够切实落实和施行，必须有严格的例会规矩，有严明的纪律和制度，故乡约立三款具体规定。这些具体的时间、地点，资金保障等条款看似琐碎，实则不可或缺，是乡约能够得以执行的必要条件。

五、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闻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某未敢以为信，姑书之以俟。凡纠过恶皆例此。若有难改之恶，且勿纠，使无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恶矣。约长副等，须先期阴与之言，使当自首，众共诱掖奖劝之，以兴其善念，姑使书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后纠而书之。又不能改，然后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约之人执送之官，明正其罪。势不能执，戮力协谋官府请兵灭之。

乡约第五条体现了王阳明教化为主、刑法为辅的一贯原则，对乡民的“纠过”，注重教化，且讲究言辞用语、方式方法，所谓“纠过者，其辞隐而婉，亦忠厚之道也”。例如有人不敬爱兄长，不要直接批评，只是委婉地指出，在某件事上此人对兄长的敬爱做得不够。如果遇到某人有“难改之恶”，也不要轻易检举，使其难堪，或因激怒他而使他更加肆无忌惮。约长们需先私下与他交谈，动员他自首，一起耐心地诱导劝勉，启发其善念以改正错误。对于耐心说服教育仍不能凑效的，视其悔改觉悟的程度，采取逐步严厉的手段，直至交给官府处置，诉诸刑法。王阳明在乡约中所体现的循循善诱、以心法为教化的主要手段，就是儒家的教化思想，刑治的功效是次于教化的辅助手段，而且刑法只是针对极少数恶人而设的。

六、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必当于理、济于事而后已；不得坐视推托，陷人于恶，罪坐约长约正诸人。

七、寄庄人户，多于纳粮当差之时躲回原籍，往往负累同甲。今后约长等劝令及期完纳应承，如蹈前弊，告官惩治，削去寄庄。

乡约在这里体现了防微杜渐、维护安定的原则。乡村秩序的安定，前提是必须及时处理乡民的各种困难、纠纷、争斗，要防微杜渐，这里对管理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求约长必须帮助乡民及时处理“危疑难处之事”，要负责到底，不能“坐视推托”，如果失职，要问责约长约正等人。王阳明深知不少乡民走上叛乱或犯罪之路，有其因困顿而迫不得已的原因，如果约长们能够及时处理乡民的危疑难处之事，就不至“陷人于恶”，就能在乡村内部化解矛盾。

八、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有等不仁之徒，辄便捉锁磊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之盗。今后有此告，诸约长等与之明白，偿不及数者，劝令宽舍；取已过数者，力与追还；如或恃强不听，率同约之人鸣之官司。

第八条要求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的问题上要“合依常例”，并要求他们对“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防止“不仁之徒，辄便捉锁磊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之盗”，以防止“杨白劳”、“喜儿”这类悲剧的出现。

九、亲族乡邻，往往有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今后一应斗殴不平之事，鸣之约长等，公论是非；或约长闻之，即与晓谕解释；敢有仍前妄为者，率诸同约呈官诛殄。

第九条是针对农村中亲族乡邻的矛盾纠纷设立的，这类矛盾是使乡村社会秩序不稳定的主要隐患，往往会因“小忿投贼复仇，残害良善，酿成大患”。因此乡约要求约长及时处理，公论是非，晓之以理，说服教育，若仍不悔改才交官府处理。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需要管理者尽心尽责，而乡村社会基层的有效治理，对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军民人等若有阳为良善，阴通贼情，贩买牛马，走传消息，归利一己，殃及万民者，约长等率同约诸人指实劝戒，不悛，呈官究治。

十一、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约长率同呈官追究。

乡约在这两条里，体现了体恤民众、遏制恶行的具体方法。乡村中那些恃强欺弱、买卖不公、放债收息、阴通盗贼、逃避赋税而拖累邻里、上级差役鱼肉百姓等等恶行，均是造成乡村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混乱的隐患。对于“阳为良善，阴通贼情，贩买牛马，走传消息，归利一己，殃及万民者”由约长等率同约诸人指实劝戒。对“吏书、义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收礼索贿）者”，条例规定由约长率同呈官追究。这些具体条款均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体现了王阳明体恤乡民、维护公众利益的仁爱之心。

十二、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诚不忍言；但今既许其自新，所占田产，已令退还，毋得再怀前仇，致扰地方。约长等常宜晓谕，令各守本分，有不听者，呈官治罪。

十三、投招新民，因尔一念之善，贷尔之罪；当痛自克责，改过自新，勤耕勤织，平买平卖，思同良民，无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灭绝；约长等各宜时时提撕晓谕，如踵前非者，呈官征治。

乡约中针对改过自新的“新民”（指曾参与叛乱，后又归顺朝廷的民众）制定了第十二、十三两款条约。第十二条是提出居民、约长应怎样对待“新民”，以便有利于他们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改过自新和恪守本分；第十三条是告诫“新民”如何改过自新，提醒约长不要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王阳明以仁心治理社会的良苦用心。王阳明将教化与刑治相结合，让德性与规约同步发展，使道德化的自律与制度性的他律相辅相成。

十四、男女长成，各宜及时嫁娶。往往女家责聘礼不充，男家责嫁妆不丰，遂致愆期。约长等其各省谕诸人，自今其称家之有无，随时婚嫁。

十五、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有仍蹈前非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

在这里，王阳明对嫁娶丧葬进行了移风易俗，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王阳明要求男女成年之后应及时嫁娶成婚，不能因聘礼不厚或嫁妆不丰而拖延时间。此条款旨在革除乡民中以婚嫁为由敛财的恶习，使男婚女嫁此等人生大事具有严肃性、神圣性，并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同时也告诫子女，对去世的父母办丧事以诚心尽孝道即可，不要铺张浪费，倡导以诚尽孝，节俭办事的风尚，对移风易俗、纯化民心具有重要作用。

十六、当会前一日，知约预于约所洒扫张具于堂，设告谕牌及香案南向。当会日，同约毕至，约赞鸣鼓三，众皆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听约正读告谕毕。约长合众扬言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祗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皆再拜，兴，以次出会所，分东西立。约正读乡约毕，大声曰：“凡我同盟，务遵乡约。”众皆曰：“是。”乃东西交拜。兴，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于长者。三行，知约起，设彰善位于堂上，南向置笔砚，陈彰善簿。约赞鸣鼓三，众皆起，约赞唱：“请举善！”众曰：“是在约史。”约史出就彰善位，扬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过，请书之，以为同约劝。”约正遍质于众曰：“如何？”众曰：“约史举甚当！”约正乃揖善者进彰善位，东西立，约史复谓众曰：“某所举止是，请各举所知！”众有所知即举，无则曰：“约史所举是矣！”约长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约史书簿毕，约长举杯扬言曰：“某能为某善，某能改某过，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为某善，改某过，是能齐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风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约，当取以为法！”遂属于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约长曰：“此岂足为善，乃劳长者过奖，某诚惶怍，敢不益加砥砺，期无负长者之教。”皆饮毕，再拜会约长。约长答拜，兴，各就位，知约撤彰善之席。酒复三行，知约起，设纠过位于阶下，北向置笔砚，陈纠过簿。约赞鸣鼓三，众皆起，约赞唱：“请纠过！”众曰：“是在约史。”约史就纠过位，扬言曰：“闻某有某过，未敢以为然，姑书之，以俟后图，如何？”约正遍质于众曰：“如何？”众皆曰：“约史必有见。”约正乃揖过者出就纠过位，北向立，约史复遍谓众曰：“某所闻止是，请各言所闻！”众有闻即言，无则曰：“约史所闻是矣！”于是约长副正皆出纠过位，东西立，约史书簿毕，约长谓过者曰：“虽然姑无行罚，惟速改！”过者跪请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饮曰：“敢不速改，重为长者忧！”约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劝谕，使子陷于此，亦安得无罪！”皆酌自罚。过者复跪而请曰：“某既知罪，长者又自以为罚，某敢不即就戮，若许其得以自改，则请长者无饮，某之幸也！”趍后酌酒自罚。约正副咸曰：“子能勇于受责如此，是能迁于善也，某等亦可免于罪矣！”乃释爵。过者再拜，约长揖之，兴，各就位。知约撤纠过席，酒复二行，遂饭。饭毕，约赞起，鸣鼓三，唱：“申戒！”众起，约正中堂立，扬言曰：“呜呼！凡我同约之人，明听申戒。人孰无善，亦孰无恶？为善虽人不知，积之既久，自然善积而不可掩；为恶若不知改，积之既久，必至恶积而不可赦。今有善而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为善而自恃，将日入于恶矣！有恶而为人所纠，固可愧；苟能悔其恶而自改，将日进于善矣！然则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为善；而今日之恶者，亦岂遂终于恶哉？凡我同约之人，盍共勉之！”众重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东西序立，交拜，兴，遂退。

在最后一条，王阳明规定了乡约集会的礼仪，篇幅占了乡约正文的二分之一，对集会的程序、步骤、礼节、场景、言辞都有详尽的说明。王阳明认为，整顿民风需从礼仪教化开始，其作用在于使人“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以培养廉耻心已及德性自觉。

《南赣乡约》集会的礼仪活动十分隆重而严肃。王阳明认为，隆重而严肃的礼仪不仅能够凝聚乡民之心，更能起到教化的作用。全体乡民参与“彰善”与“纠过”的仪式过程，便是强化廉耻心的过程，可以逐步建立起道德自觉，这非常契合孔子将礼制视为德治的思想。如《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刑以强制的方式可以使民服从，但不能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而用德治，施以礼乐教化，则能使人产生廉耻之心，进而自觉遵守社会秩序。

《南赣乡约》实行后，对明代南赣社会秩序的建设、风俗的纯化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从相关县志中可窥一斑，如瑞金县“近被政教，甄陶稍识，礼度趋正，休风日有渐矣。习欲之交，存乎其人也” ，赣县“人心大约淳正，急公物纳，守礼畏法……子弟有游惰争讼者，父兄闻而严惩之，乡党见而耻辱之”。

《南赣乡约》始终贯穿了以教化为主导的治理思想，也是王阳明在江西南赣地区推行乡村治理的总纲领。《南赣乡约》将教化与惩戒进行了有机的统一，对南赣社会秩序的建设、风俗的纯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以来乡规民约的制定、乡村自治的进程，也为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对我们今天的乡村治理、社区管理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四 · 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的核心思想源泉就来自于《南赣乡约》，“枫桥经验”就是新形势下的“南赣乡约”。“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就是：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枫桥经验”的要旨就是怎样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57年来，“枫桥经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其功能效果不断拓展，由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向促进城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延伸。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

“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除了王阳明在南赣治理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经验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在新形势下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以民为本”、“亲民”的传统思想相契合，主流媒体是这么阐述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意味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这正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和价值追求；

以人民为中心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问题，正是“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

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而运用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是“枫桥经验”的实质和主线；

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枫桥经验”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有持续的生命力，也在于其与现代治理理念相契合。传统统治理念偏重于单一权威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而现代治理理念则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管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枫桥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治理因素，其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即强调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及共治。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因此，要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要促进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强化法治的保障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养成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的习惯。

新时代如何继续坚持、发展和推广“枫桥经验”？其路径还是：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2，坚持以德治为目标，推动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3，坚持以预防为基点，构建社会矛盾风险综合防控新体系；

4，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筑牢社会和谐稳定新防线。

附：蒋经国的《新赣南家训》

1939年到1944年，蒋经国主政赣南时，对王阳明极度崇拜，甚至连办公地址也从章贡路搬到了杨老井街南赣巡抚旧址，把毗邻原阳明祠的一条老街改名为阳明路。蒋经国的诸多施政行为借鉴了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形式，如王阳明建观德亭，蒋经国建仰德堂。蒋经国学王阳明亲民与务实的作风，在办公室外挂上公开信箱，向市民征求意见；蒋经国学王阳明大办社学的举措，在各乡村官办了小学；蒋经国也学王阳明颁布的《南赣乡约》，编制了《新赣南家训》颁行：

新赣南家训

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时间宝贵，工作紧张，休息睡觉，反省思量。吃饭吃粥，种田艰难不忘；穿衣穿鞋，要以辛苦着想。事事宜先准备，免得临时慌张。春天栽树木，夏日造谷仓，秋收多贮藏，冬季种杂粮，夏衣春天做，冬衣秋季量，天晴修房屋，天雨补衣裳，户户养鸡鸭，家家畜牛羊。处处要节约，无事当做有事防；时时要储蓄，有钱应作无钱想。青菜豆腐最营养，山珍海味坏肚肠；服装器具用国货，经济耐用顶适当。父母教子女，兄长告弟妹，勿贪钱财勿说谎，戒烟戒赌莫游荡。生活要刻苦，婚丧莫铺张；待人要诚恳，做事要有常；态度宜从容，举止要端方；友爱兄弟，孝敬爷娘，妯娌和睦，一家安详。不听闲话，自己有主张；不管闲事，埋头干一场。祸从口出，休要说短论长；病从口入，卫生不可不讲。做过善事，不记心上；受人恩惠，永久不忘。遇困难，不彷徨；处顺境，不夸张。做好事，莫宣扬；做坏事，莫隐藏。人家急难相援助，人家成功要赞扬。口角诉讼，两败俱伤；大家规劝，互相帮忙。引诱亲友做坏事，欺人欺己昧天良。甘心情愿当汉奸，辱祖辱宗害亲房。不论农工商学兵，都做堂堂好儿郎。政府机关去服务，多求进步图自强，牺牲个人利益为国家，放弃一时安乐为民族。男女老少受军训，全体动员拿刀枪。人人都是中国兵，个个都去打东洋。国难已当头，战事正紧张；日本鬼子不消灭，中华儿女无福享。有钱快出钱，有力快出力，壮丁去当兵，老人看家乡，妇女耕田地，儿童上学堂。

（文中图片源于网络）

转自：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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