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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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人文与理性的中国》。我刚才听了陈引驰老师的演讲，非常有感触，因为我要讲的跟他讲的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在讲之前没有任何的商量，说今天要讲什么题目，各自自己报了一个题目。但是我讲的内容跟他有高度的吻合。刚才陈老师在说中国文学的精神世界的第一个就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我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大概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来解释我这个题目，我们讲回望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什么，它的底色是什么。这个底色我认为就是人文和理性。什么是人文？我这里的人文是跟宗教所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是一个世俗性的社会，就是刚才陈老师讲的现实的传统。西方的文学总是以神为中心的，中国的社会始终是以人为中心的，尤其是以日常生活中的人。所以这里讲的人文就是中国文化的世俗的性格和特征。如果各位到欧洲，到美国去旅行，就可以感觉到在西方的文化当中，处处都是基督教的痕迹。可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宗教的底色，我们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在我们的文学当中也充分表达出了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取向。
第二个是理性，理性的观念与我前面讲的人文与宗教相对应的观念是相联系的，如果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世俗的社会，即一个人文的社会，那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不是宗教的方式，宗教的方式本质上是诉诸于信仰的，而中国的思维方式是诉诸于人的理性。理性最大的特征也是刚才陈老师讲到的中国文学的第一个特征，即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基于个人的经验。
也就是说，中国的理性与西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的“理性”略有区别。西方的理性更多偏向于纯粹理性，而中国的理性更多地聚焦或者呈现为经验理性，或者我们讲的实践理性。这是我讲的题目。
我今天要讲的是这样一个文化的特征，不是讲这个现象，而是说为什么是这样？陈老师刚才告诉我们，文学当中呈现了这样一个现实传统，这恰恰是我今天要接着他的话讲下去的，即人文和理性。
一、为什么中国的文化有这样的传统？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就像陈老师讲到，胡适讲哲学的时候，从周公开始讲起，因为他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才有了哲学，有了精神的反思。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文化出现了一个转向，就是从神的崇拜转向了对人间的关怀。
在这之前其实中国和西方差不多，都有一个泛神论的世界，充满了人、神相处的世界，然后逐渐过渡到一神教的世界。这个一神教的世界所对应的，就是人间社会的统治的建立。人间的帝王对应的是天上的神，人间的帝王的权力是由天神给授予的。
在中国古代最早的作品《诗》《书》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概念，就是“天帝”这样的说法。在商周之间，也就是商周革命，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的历史过程当中，中国世俗政权经历了一个重要的革命。权力是可以通过人间的这种行为来替换。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人间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原来我们说君权神授，可是现在可以有革命，可以被推翻。后世的小说里面也会说，替天行道。
这里就会对权力交换的合法性有所解释。周公作为中国文化、思想和哲学最重要的革命性奠基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以德配天。权力固然可以替换，但权力最终的源头应该还是来自于天神。但是天把权力赋予人不是没有条件。我们平常讲的是以德配位，就是人的德行要配得上“位”的问题。这样一个思想的转变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导致了人们原来对神的崇拜转向了对人间事物的关怀。
德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敬天，对天神保持一种崇敬。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思想，你也有，我也有，很难作出鉴别。但是作为一种仪式化的表达，对天的敬畏始终在后世得到保留。比如说我们在北京还能看到天坛，这是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就要比敬天更为世俗化一点了，那就是孝祖，要孝敬自己的祖先。孝祖是为了获得人所在族群的团结。孝祖虽然也是可以被形式化，但是它要比敬天更具有现实性的内容。
第三个内涵那就是比敬天和孝祖要更推进一步，就是要保民。也就是说衡量你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获得天给予你权力的人，德到底能不能配位，最根本的标志是能不能够保护你的民众。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想法就有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原来是向上的，仰望星空的，现在转向了世俗社会的，他要关注人间、关注民生疾苦。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在三千多年之前，中国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当中，就有了这样一个从宗教向世俗生活的改变。而西方要从宗教走向世俗社会，是在近代才逐渐开始的过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文转向背后的原因。
第二，我刚才讲，我们的思想思维方式底色是理性的，是基于经验的理性的。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大家要思考，完全是个人的经验，是不是会表现出完全不可对话？因为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经验，今天在座的同学有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有的是来自于黑龙江的，有的是来自于新疆的，你们的饮食习惯、你们的风俗习惯可能都不一样，如何有一个共同性呢？在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在背后的思维结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统摄呢？显然是有的，这个统摄的内容就是阴阳五行律，这是顾颉刚先生讲的所谓中国人的黄金律，这个阴阳五行律在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经典里面原本是分开的。阴阳来自于《周易》，是用阴阳一词来解释“气”。
另外一部经典《尚书》里面的《洪范》篇，则提出了水、木、金、火、土五行，阴阳和五行构成了两个独立的解释自然世界的模型——现在学理科的同学都知道，在讨论问题之前，背后会预设一个理论。这个阴阳五行实际就构成了我们的个人经验被逻辑化和统摄的一个背后理论，由于这个思维结构的存在，所以它虽然使得我们每个人在思考问题，在感受生活，在与别人交流这样一个论辩过程中有充分的个体经验性，但他们仍然会有共同话语。所以我们讲中国文化，它的精神底色是人文主义的，是理性主义的，这样一个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来源和它背后的理论架构是有其历史依据和思想展开作为衬托的。这是我着重要讲的大的问题。
最后我要讲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人文与理性的精神传统所推演出来的中国人的生活，构成了他们的价值系统，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诉求。我们看一种文化——比如说我们对比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来时，我们应该有一个大致的分析架构。
我们看中国的文化，它的分析架构差不多是一样的。一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三是要解决人与自我的关系，最后是要解决超越人的东西，就是人、神的关系。但是我刚才说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没有神的，或者说有神的问题，但是被虚置的，或者说是不重要的。那么这个问题由什么来替代呢？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它就用生与死的问题来进行替代。
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更多的并不是凭空去讲中国，有时候我们为了说明一个事物的特征，常常会找一个参照来进行分析，这样可以更清楚。所以当我在讲这个分析的时候，潜意识当中就自然用西方的文化和思想来做一个对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中国人的哲学，或者说思想，基本认为万物一体。但是在这个万物一体当中，人是最重要的，是一个核心。假如没有了我这个人，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天没有人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人的灵明，谁去俯它深？一切都是因为人的存在。
可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在西方，我们讲自然科学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或者说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思想萌发，比较注重于自然与人的二分。可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常常讲自然的时候又有了人，讲人的时候又有了自然，二者是浑然一体的。比如说同样对待环境的问题上，在西方就会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就是环保主义、绿色主义、素食主义，彻底强调以自然为中心的。但是也有一批人是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强调科学的，一切的问题都是通过科学的问题可以解决的。可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它是强调在自然当中要有人的因素，在人的世界里面要尽量地保留自然的本色。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在西方的文化里，因为有一个神超越于每个人之上的，所以人间的人都直接面对着上帝，每个人就是一个原子个体，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关系。可是在中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超越于人的神，我们人的本质就呈现在各种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常常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什么叫人情社会呢？其实就是有各种各样人与人关系的社会。
但是尽管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多元、多样，很复杂，但是我刚才说，它同样会有一个背后的理论去化解它，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阴阳五行。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所有的人文关系都可以区分为五种，就是我们讲的五伦。我们又把五伦分为核心和外围的关系，这个核心的常常来自于自然，我们称之为天伦，外围的则是由这个自然推演出去的人间社会的关系。所以五伦的第一伦是夫妻，就是从阴阳化过来，男女化过来的夫妻。有了夫妻才会有父子、母子这样的代际关系，然后才会有兄弟、姊妹的关系，我们概括为兄弟关系，这就是天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现象，在中国社会里面，当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大家都会问你，有没有男朋友，有没有结婚，好像你如果不做这个事，你就是不完整的。
可是在西方，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来管，旁人怎么能够去问这个问题呢？这是很奇怪的问题。在中国这却是一种基本的道义，是一种关心。由五伦往外推衍出去的是社会化的关系，我们就把它衍生为代际关系，就推衍出了君臣关系。
当然我们可以把君臣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帝王和臣子的关系，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面，总有你的前辈和后辈，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兄弟姊妹的关系，推演到外面就变成了是朋友，是平辈的关系。所以可以用五伦来涵盖所有的社会关系。
同学们一定会说社会生活当中有一些关系好像不在五伦里面，比如说同学、师生、战友，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会把这样的关系往五伦里面靠。比如说师生关系原本就是朋友关系，为什么你会成为我的学生，我成为你的老师呢？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关怀，所以我们走在了一起。可是，我们作为师生来讲又要比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更重要一些，因此我们要把它往更内层靠，也就是说要把它类血缘化。类血缘化往哪里靠呢？往夫妻关系肯定是不对，那指的是什么呢？
通常意义上，我们会往父子关系靠，所以就有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可是这个话是谁说的？这个话是学生说的，学生往类血缘过去的时候，他把自己放低，把老师抬高，所以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是作为老师他却不能这么说，老师是说，我们在一起像一家人，我只是年长于你，那么我就做你的哥哥吧，所以我们就称你为兄弟。
所以请大家注意，在传统中国，不管年龄有多大，“四海之内皆兄弟”，我见到一个年龄比我小的人，再小的人，我称他也得要称兄。但是如果他成为我的学生了，我会称他为弟。所以这个称呼是非常讲究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归属，其实也是来自于我刚才讲的那个背后的东西。
由这样的五伦关系衍生出的社会结构，个人、家庭、社会到国家都囊括在里面。而在这样的种种社会关系中，也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就是报，可以是报恩，也可以报仇，总之要报。报是强调这种关系的对等性。比方说我们现在强调孝道，孝道好像总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道，不，其实传统的是讲父慈才子孝，父不慈则子不孝。
我们常常以为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纲好像就是说有一方对另一方绝对的领导，其实不是，这个纲更重要的意思是表率。做君的实际上是给臣要做表率，做丈夫的要给妻子做表率。所以妻子对丈夫要顺，这个顺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做丈夫应该对妻子是敬，夫敬才能妻顺，这之间都是有一种对等性，这种对等性就是从阴阳的原理化解出来的行为准则。这是人与人的问题。
在人与自然的问题当中，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性与情的问题。什么叫性与情？情是基于我们的肉体的生命，生活这个世界当中，由外在的感受而生发出的自然状态。比方说你骂我一下，我当然就不高兴了，你现在走出去了，天冷了，我自然就会觉得冷一点。我今天多喝了一点酒，我自然会激动一点。可这是人的自然的一种生发，一种感应，这种感应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的感应，那这个生命就没有了。可是，只有这个感应是不对的，因为你的感应如果不能够符合于某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感应就可能是出格的。所以我们就会告诉你，或者你自己要体会到，作为一个人，应该如何来做出这种回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对一个人非常生气的时候，有时我们会骂一些最坏的话，说：“你这个人真不是个人”——大家听这句话，“你这个人”就已经肯定你是个人了，“真不是人”，那么显然前面那个“人”跟后面那个“真不是人”是不同的。
后面那个“人”指什么呢？后面那个“人”，就是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有一个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界定，这就是所谓的“性”。所以人性和情感之间就像两端，需要有一种平衡。然后由着性与情的处理，人们要在行为当中落实出来，就是知与行的问题。可是知与行，如果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通过认知来变成意志来克制的话，行为就一定会僵硬。所以在更高的层面上，应该努力化解情与性的矛盾、张力、冲突，那么知与行之间的统一就显得非常自然，就好像风来了、雨来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所以你到了这个层面，就是一个更高的层面了。
如果连这样的意识也没有了，就完全处在一种似有似无之间，这当然就是一个更高的处理。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处理人的修身心性问题当中不同的层面，这是人与自我的关系。
最后就是人与神的问题。前面我讲了没有神，但是我们要死。如何面对死、如何看待死？中国人会觉得你要了解死，首先你要知道你的人生，生是什么，或者说生命是什么？
古人认为我们的生命来自于阴阳之气的整合，阴气在人身上，变成了我们的肉身，是魄，所以我们称其为体魄。阳气在人的身上就是我们人的功能——我正在说话，眼睛在看着大家，我的手在动，我在说话发出声音，这都是阳气在发用。
所以当阴阳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生命是存在的。当某一天，阴阳之气没有了，散开了，那么这个生命也许是马上就没有了，也许是短暂的没有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死”过的感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大家都可能有过 “死”的感觉。比如当你们在坐车时，听老师讲课很乏味时，很累时，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一种状态，很想睡觉，可是又不好意思？老师在讲课，或领导在作报告，你不好意思睡觉，必须眼睛再抬一抬，实在挡不住又下去了。当你的眼皮要下垂下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魂魄分开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你将睡未睡、快要“死”去的时候，我一拍你就醒了。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要马上睡着，我一拍桌子，这个时候你的魂就回来了，我们就讲作“叫魂”。你现在人坐在下面，手在看你的手机，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人虽然在这儿，魂在别的地方，你的魂脱离了你的身体在游荡。当你的魂脱离了你的身体在游荡的时候，那个魂就是鬼，我们讲“游魂为鬼”。哪一天这个鬼回不来了，生命就不在了，肉身也就慢慢地没有了，这就是“死”。
请大家注意，中国古代的时候，人“死”了以后生命还要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讲现在民间还会做头七、二七、三七，如果他死了，你做什么七呢？只是寄托你的感受吗？不是，古人认为，他的魂要回来的。
所以生、死，有生则有死。在中国传统中，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气化的过程。你活着的时候不要很开心，死了以后也不要太悲伤。所以陶渊明讲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是中国对生死的看法，所以是很豁达的。人死元知万事空，但是正因为如此，活着的时候就一定要精进、要努力。所以这是一方面，阳气的发用要精进。但是人生有很多不得意的时候，遇到不得意的时候也要知道急流勇退，也要能够拿得起，还要放得下。放得下还不算，还要看得开。这个两面性你是必须要有所体会的。
中国人有两个最大的理想，第一个理想不是名利。我告诉大家，同学们现在都来读书可能是为了追求名利，刚才陈老师讲的世俗小说里反映的就是财、色，可是到一定的时候，会要找更高的东西，更高的是什么？就是得享天年，最后活到你该活的时候。活到该活的时候还不算，最后要无疾而终，要气化于长生，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对生命的理想。
由于这样一个过程，看待生死，看待生前、死后，所以中国人对活着的人，对于死去的鬼，他都会认真地对待，所以事鬼如事人，事人如事鬼。人们很多这样的行为背后都有其理据，而所有这样的理据都来自于他对这个人间社会的关爱和出于他个人经验的理性的一种认知。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转自：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