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真相揭秘
编者按：今天是12月12日，西安事变纪念日。回顾历史，拨开云雾，张学良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千古罪人？是浪荡纨绔，还是智勇少帅？在层层烟幕之下，一个本来应该很清晰的卑琐轮廓反而变得伟岸起来。
今天推送两篇文章：胡适《张学良的叛国》，杨天石《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策划者是共产党员王炳南》。也许，通过这两篇文章，这个才具远远配不上名声、祸害大大超过功绩的人，其被蒙着许久的华丽面纱，能够从两个角度，分别揭开小小的一角。
通览本文，除了得以再次体会胡适先生洞察政治与人心的睿智之外，特别值得说上一句的是文中提到的“知识幼稚的青年”。时至今日，此类“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力太薄弱，不明了事实”的可怜可恨的人事，不仅不曾减少，反而愈多到几为祸矣。
张学良的叛国
胡适
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到10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显明了，对强邻的态度更强硬了。
11月9日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Roy Howard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他说：对这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乐观回来，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 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看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中国，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
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力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消除了。
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性急的青年虽然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强邻可早明白了！去年9月24日出现的所谓：“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说：要之，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伏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
我们的青年人应该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涵义。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 贼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特别是在这个绥远前防已开始作战的时期!全国的人民应该明白：这回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中央的部队已到了前线，军政部次长陈诚已受命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了。
这回作战的第一步计划当然包括三个子目：第一是绥北绥东的肃清；第二是察北察东的收复；第三是冀东的收复。正在这第一子目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正在陈诚次长受命指挥的第二天，张学良忽然造反了！
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长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勘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变的确报之后(十二夜)，立即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议决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张学良免职严办的国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16日国府才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政府的讨伐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
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2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16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
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出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要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
在这几天之中，我见着了至少两三百个来客，有的是白发的学者；有的是青年的学生；有的是平日爱护蒋先生的；有些是时常批评他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
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我看见一个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发疯；我知道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
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的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好意。
我们在此刻所能确信的消息是端纳(Donald)先生曾飞到西安，亲见蒋先生平安无恙，我们祝他平安出险，我们深信他的平安出险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我们要谈谈最近一年来某某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最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
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第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某某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
第二，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而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
第三，他们的行为不会得到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得援助，由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
因为苏联愿意在远东得着一个有力的帮手，她决不会抛弃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同情和统一的力量，而去指望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和腐败无战斗力的张学良部队，这三点都是最近西安事变昭告我们的铁的事实，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更觉悟了，欺骗的口号应该再哄不动有常识的人们了罢?
【摘自 民國廿五年12月20日 《大公報》】
张学良口述：
西安事变策划者是共产党员王炳南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
作者｜杨天石
原题《档案新发现：西安事变谁是陪衬?谁是主角?》
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张学良的亲密合作者。我在美国阅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时，杨虎城是注意的重点之一。结果，发现部分新资料，有助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张学良、杨虎城合影
一 陪衬？主角？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二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说：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学良怕别人不明白，还特别加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这是张学良前此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的。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只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
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里，进一步谈到了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他说：
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当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
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张学良声称，杨虎城“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显然夸大了，但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确系共产党，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还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杨虎城所称“我那些小家伙们”，显指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
西安事变后，各界学生及各界群众上街举行游行游行，声援蒋介石，并声讨张杨二人反动兵谏，要求张杨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
三 张、杨冲突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但是，《反省录》所记，仍觉语焉不详。关于此事，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
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
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张继述本人的“气怒”：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杨、张之间的这一段对话，不见于其他记载，可补西安事变史乘之不足。
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行政院等协议，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且迅速激化。
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在场。他劝张“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关于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一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之下，即为平息。”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上述资料证明，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
关联阅读：
转自：阳明学苑
